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收入与财产

除了某一时点的年度收入外,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本身也会对居民个人长期的收入分配结果产生影响。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选择现收现付制的融资方式实现代际收入再分配,并通过对不同群体实行不同的养老缴费或养老金计发办法来实现代内的收入再分配[50]。Diamond提出,以终生收入为基础,养老保险制度会对同一代人不同生命周期或者不同代人之间的终生收入进行长期再分配,即发生代内和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51]。在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的缴费和养老金的计发是由不同时点下的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决定的,因此一个人一生中获得的养老金现值和缴费现值不一定相等,这个差额即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在长期内进行的再分配。完全的基金积累制下,个人在一生中获得的养老金现值和缴费现值相等,则养老保险制度在长期内不存在再分配。Lindbeck等提出,在微观层面,若个人在生命周期内的养老保险缴费现值和收益现值相等,即为“精算公平”,否则即为“精算不公平”[52]。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反映了个人生命周期内在工作期缴费和退休期受益的均衡配置结果,是在一生中都发挥收入分配作用的制度,因此,基于终生收入的分析可以更好地衡量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再分配效应。这一方法是以终生收入为基础,通过分析终生养老金受益和终生养老保险缴费现值的差值即终生养老金纯受益,来考察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再分配效应[53]。此外,Layard比较了当期收入再分配与终生收入再分配两种方法的差异,认为以年度收入为基础仅测算了当期缴费和受益关系的养老金,会高估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再分配[54]。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就基于终生收入的视角对养老保险制度及其再分配效应进行了分析,尤其是针对发达国家如加拿大、美国、荷兰、日本和意大利等国的研究相对较多。Wolfson较早研究了加拿大的养老保障制度,发现该制度有效发挥了终生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具有调节收入的正向作用(11)。Hurd等运用美国社会保障局的退休历史调查数据发现,美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内部收益率和终生养老金纯受益均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具有明显的代际再分配作用[55]。Leimer的研究也认为,美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代内再分配效应较弱,代际再分配效应较强,年轻一代的内部收益率和终生养老金纯受益均低于老年一代[53]。Coronado等运用1968-1989年动态收入面板数据,则发现美国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具有累进的代内再分配效应[17]。Nelissen研究了荷兰养老保险制度的终生收入再分配效应,对于1905-1965年出生的各代人,在代内,未婚人群向已婚人群的收入转移比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转移更大;在代际,现收现付制的融资和缴费机制使年轻人向老年人产生收入转移,目前较低的缴费率(尤其是已婚人群)也会造成未来年轻一代的负担加重[56]。Nelissen还基于年度收入和终生收入两个视角,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荷兰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发现该制度分别使1930年和1950年出生的两代人的终生收入不平等降低了约30%和15%,使1991年年度收入不平等降低了约45%,以年度收入为基础的再分配效应大于以终生收入为基础的再分配效应[57]。这与Layard的理论预期也是相符的[54]。Oshio研究了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终生收入再分配效应,发现在代内,终生养老金纯受益随着收入组的提高而减少,产生了高收入组向低收入组的转移,养老保险制度发挥了正向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代际,养老金纯受益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产生了年轻人向老年人的收入转移,较低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会造成未来年轻一代的负担加重[58]。

随着各国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推进改革,一些文献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后的再分配效应也进行了研究。Feldstein等认为,美国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改革产生的长期再分配效应有助于增加退休者的预期未来养老金,降低老年人的贫困率,并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59]。1992-1995年意大利推行了由EB计划(Earnings-related Benefit)向CB计划(Contribution-based Benefit)过渡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Borelia的研究发现,改革后缴费年限为40年时,CB计划的养老金替代率更高,达到85.5%,而EB计划仅为79.4%,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测度的再分配效应下,CB计划养老金的基尼系数比EB计划低20%左右,也就是说,CB计划比EB计划具有更均等的再分配效应[60]。

基于1997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施的部分积累制,2005年政策进行了制度改革,并对养老金的计发办法进行调整,这一改革引发了学界对制度改革前后的再分配效应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彭浩然和申曙光利用精算模拟进行分析,发现与1997年制度相比,2005年制度改革明显减弱了代内再分配效应,增强了代际再分配[61]。但基于终身收入视角估算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何立新利用2002年CHIP数据,对城镇参保职工在1997年和2005年养老保险制度下的终生养老金纯受益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代际间来看,在1997年方案和2005年方案下,2002年时分别是约35岁和约30岁人员一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和领取的养老金基本持平,更年轻的人员则缴费大于领取,这些人员将一生工资收入的1%—10%或1%—3.5%向其他年代的人员转移,即发生代际再分配。相较而言,2005年方案有所改善,增加了各代人的养老金纯受益[62]。此外,何立新和佐藤宏对20—59岁劳动年龄人群的研究发现,1997年和2005年方案下的再分配系数分别为7.33%和7.82%,但如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也实施相同的制度,这两个年份方案下的再分配系数将分别达到12.22%和14.39%,收入再分配效应将大大增强[21]。王晓军和康博威发现,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明显地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移的正向再分配效应,按不同收入组划分,内部收益率从最高收入者的2.9%增加到最低收入者的5.2%[63]。

针对2009年建立的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王翠琴等估计了不同参保条件下的终生养老金净转入额,发现新农保几乎对所有人群都具有正向的再分配效应。这一作用主要来自个人缴费的政府补贴,本质上还是财政支出所产生的再分配作用,而且,寿命越长,缴费年限越长、档次越高,政府缴费补贴越多,正向再分配效应越大[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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